2018年，對國內許多民營企業家和民營上市公司而言，或許是一個值得銘記的年份。

　　這一年，隨著宏觀經濟的周期波動和金融政策的調整，疊加中美貿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的影響，民營企業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壓力。

　　從融資端不通暢引發資金鏈緊繃，再到二級市場股價持續走低導致股東面臨股權質押平倉危機，以東方園林(002310)、奧馬電器(002668)等為典型代表的民營上市公司，一度面臨生與死的抉擇。

　　然而，面對又一個巨變的經濟時代，不同民企在相似發展過程中，卻選擇了并不相同的方式面對危機。

　　有的激進求變繼而踏上投機之路，有的故步自封終被市場所拋棄，有的堅守產業迎來生機，而更多的是在一片悲觀之中獲得來自地方國資部門的紓困，得到喘息之機。

　　違約潮的爆發

　　2018年前三季度，成為諸多上市民營企業債務違約集中爆發的主要時段。但在此之前，一些跡象的出現似乎早已草蛇灰線，而其中的標志性事件，被認為是東方園林5月的發債失利。

　　彼時，東方園林發布公告稱，公司原擬在月中發行兩個品種債券，計劃募資10億元，但最終的結果顯示，其中一個品種僅募集到5000萬元，另一個品種無實際發行規模，這意味著實際募資僅為計劃的5%。

　　對整個環保乃至PPP行業來說，東方園林發債失利事件的出現，當時雖然引發極大關注，但對此后整個行業出現的債券集中違約風險，仍始料未及，直到持續有行業企業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和遭遇。

　　“對整個行業來說，2018年上半年最主要的一個詞應該是‘焦慮’。據我了解，由于‘金融去杠桿’的影響，行業里很多企業都在嘗試各種途徑拼命找錢。”近日，北京一位PPP公司高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上述PPP公司高管表示，由于整個行業一直存在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加上投資項目往往期限長，在過去融資寬松的時候還能夠順利地推進業務開展，但一旦出現融資收緊，問題也隨之出現。

　　然而，債券違約的問題不僅出現在PPP行業，進入2018年第三季度后，更多民營上市公司成為了新的違約者。

　　9月25日，新光集團10億元債券“17新光控股CP001”和“15新光01”同時出現實質性違約，而對于未能如約足額償付的原因，新光集團解釋為融資困難。

　　但這遠非結束，在此后新光集團持續爆出債券違約消息，至12月1日時，公司累計已有7筆債務逾期，到期應兌付未兌付的本金及利息高達84.25億元。

　　資訊數據顯示，自2018年年初至12月中旬，國內債券違約總規模高達1376億元，涉及債券數量149只。與此相比，2017年同期兩項數據分別僅為393億元和50只，這意味著2018年與之相比，分別為2017年同期的3.5倍和3倍。

　　“正如大多數企業解釋，債券違約潮高發的背后，總體原因是宏觀經濟步入周期，加上年初深入地執行‘金融去杠桿’政策，民企融資端出現緊縮，隨之引發現金流減少、業務推進遇阻等連鎖反應，企業出現流動性風險，進一步導致債券大幅違約。”北京一家大型機構的債券研究員說。

　　流動風險背后的眾生相

　　諸多民營企業2018年集體出現債券違約潮的背后，除受到大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外，很大部分原因也多與企業過去數年的“大躍進式”投資和產業布局有關。

　　作為園林行業的明星企業，在過去的三年時間中，東方園林曾一度憑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即“PPP”)的興起，瘋狂承攬項目，并以此實現了業務和品牌效益的雙向增長。

　　財務數據顯示，2015年至2017年，東方園林營業收入從53.81億元增至152.26億元，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則從6.02億元增長至21.78億元，均翻了兩倍。

　　實際上以東方園林為代表的多家環保園林股，如蒙草生態(300355)等上市公司中，在沒有出現債務違約之前，業績在過去三年都實現了大幅上漲。

　　與東方園林等相比，奧馬電器出現的危機，則更在于公司近年來持續布局的互聯網金融等業務。

　　2015年1月，趙國棟從京東集團副總裁的職位上離開，加入錢包金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錢包金服”)，同年底其通過受讓股權的方式成為奧馬電器控股股東，也拉開了這家原是國內最大ODM生產廠家的轉型之路。

　　此后，趙國棟操盤的奧馬電器在互金道路上越走越遠，并在2016年涉足區塊鏈，將業務轉型進行得更為徹底。

　　然而，當時間來到2018年，受P2P行業出清影響，錢包金服出現兌付危機，并傳導至奧馬電器。

　　奧馬電器透露，截至12月中旬，公司遭凍結或輪候凍結的銀行賬戶達26個，被凍結資金總額累計達到6.90億元，與此同時還面臨多樁訴訟懸而未決。

　　債務違約進一步發展，是上市公司在二級市場股價的持續走低和各自大股東存在的股權質押面臨極大的平倉風險。

　　中證登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0月中旬，A股有3478家上市公司共計辦理了13.35萬筆股權質押，其中，質押比例達到30%以上的有771家，在50%以上的則有144家，在70%以上的則有16家。

　　面對持續發酵的股權質押風險，地方政府、證監會乃至更高層級的監管部門隨之接連出面，其中以深圳、北京海淀區等為代表的地方國資，以承接股權、債權，或設立紓困基金等多種方式，給出現資金危機的民企注入流動性。

　　隨著監管“組合拳”的逐步落實，民營上市公司的流動性風險逐步得到不同程度化解。其中，一些上市公司通過獲得紓困資金贏得了喘息的機會，一些上市公司大股東則最終選擇了退出，將控股權轉讓給了地方國資或者產業資本。

　　資訊不完全統計，2018年前11個月，A股有124家上市公司出現了控制權變更，國資入主則成為其中的最大看點。

　　“雖然問題沒有得到全部解決，但至少給未來留下了喘息的機會和繼續活下去的條件。作為公司來說，肯定會吸取教訓，未來會更多地綜合考慮產業與資本之間的關系。”12月24日，一位得到紓困資金支持的民營上市公司董事長說。